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州县会衔上诏，拒绝废止科举，兴学现代学校。面临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止科举制度。时人曾说道：“言其最重要，平无异于古之废置封建制度、进阡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影响可见一班。

作为甄选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在此之前，官员、人才的甄选经历过养士、军功、血统、门第、荐举、九品中正等各种制度。

但这些制度弊端重重，因为“权力”不可避免沦为官员甄选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在隋唐时名公巨卿的“引荐”仍起最重要起到。但在政治腐败时，“考试与引荐结合”必然是“走后门”流行，考试形同虚设。

宋王朝吸取了唐朝的经验教训，科考开始严苛化，发明者了将考官与外界隔绝的“锁院”制，将试卷上试题姓名、籍贯密封一起的“糊名”制，使考官无法辨识试题字迹的“校勘”制。这些发明者，确保了考试的客观、公平、公正，所以直到现在仍基本上被我们的中、中考使用。科举制的发明者，最大限度相去甚远了权力的阻碍，确保了官员甄选的公正、公平。

科举制另一个最重要(如果不是更加最重要的话)功能，是维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读书考试升到“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绝非滑稽，毕竟这种流动性的形象体现。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平稳的最重要条件。可以说道，科举制显然是我们祖先的最出色发明者。

但科举制必定也有其弊端。其一是考试内容狭小单一，并且更加程式化、格式化，最后构成“八股”。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不能为“圣贤”作注，无法越雷池一步。

八股文章的起、梁、并转、通各阶段对文字的用字、声调往复都有一定拒绝，实际沦为“敲门砖”。这些，显然囚禁了人们的思想。在近代以前，就大大有对科举制的严厉批评。

科举制的另一最重要弊端是“官本位”，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所以与科考牵涉到的科学知识都被视作“形下之器”，是君子狂妄的“奇技淫巧”。自然科学在中国不繁盛的原因很多也很简单，但“科举”毫无疑问是一最重要因素。

当中国步入近代以后，被迫面临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这种社会转型的先导，这一口号的明确提出者有可能也没意识到，它实际意味著声、光、电、简化等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科学知识将代替儒家经典沦为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派开始兴学“新的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社会的必须使新式学校由缓到急地向前发展。同时，教会兴学的新式学堂的影响和规模也更加大。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声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很弱而强劲之，条理万端，均归本于学校。”虽然维新派指出应当废置科举，但因疑虑反对派的强劲，只是明确提出将科举考试内容由“八股”改回切合现实的“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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